百年《运河人家》 续写沧州故事
张徽贞 杨静然
2020年初，一本书在沧州引发现象级关注。
这本书叫作《运河人家》，一本百年前出自英国人之手的小书。
河帆旧影，沧州尘梦；千里运河，百年博施。曾经的曾经，沧州故事，在这本书中发生，消隐，又复活。
一
“花开啦！船来啦！”
100年前，一位英国人这样起笔书写北方平原的大运河。
“开春温暖的一天，当河岸边的人们看见这个春季的第一批船时，好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地传播开来。漫长的冬天结束了，大运河重获生命——这条河穿过广阔的华北平原流动着，最后抵达距离繁忙的天津港不远处的大海。先是一艘在微风中展开了帆的船出现在眼前，接着另一艘出现了，再接着是一艘连一艘连续地出现，它们匆匆忙忙的样子，仿佛是为了弥补那些失去的时间。”
然后，书中写运河边的一户李姓人家，通过这家的孩子们的眼睛，写了十几年间，大运河边的庙会、航船、医院……有生动的描写，也有有趣的插图和写真的照片。
一幅如此熟悉的运河风情画卷！
2019年11月，在一次考察大运河文化的旅途中，沧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冯彦宁说起扬州一位领导曾送给他一本书，叫作《运河人家》。书的作者叫米范威·布莱恩特，译者周舒艺，是这位领导的女儿，《人民日报》的副刊编辑。冯彦宁说，他拿到那本书打开一看，第一感觉就觉得冥冥之中会和沧州有关联。
虽然未曾提及沧州二字，可那些情景，让他心里升腾起莫名的亲切感。他开始了孤独的探索。后来在沧州市中心医院院长助理陈秀春翻译的《沧州好医生》附录的博施报告中，发现了有趣的对应。翻阅县志等资料，也有许多发现。同行的几个人，一路上饶有兴味地讨论着这本小书，越说越觉得这本书一定与沧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沧州区域文化研究所所长孙建，在路上当即下单买了两本，回来后一上午看了两遍，又从网上买来两本英文原版书，之后去沧州教堂查找，并开始在公众号上连载。
《沧州日报》策划了“探秘《运河人家》”专栏，《百年前的运河风情画卷，写的是咱沧州吗？》《一部书 探秘百年前运河往事》《书中被译者舍弃的部分，究竟隐藏了什么惊人的秘密？》……抽丝剥茧，中外探求，刊发的系列文章，引起了人们无限遐想。如同一次探秘之旅，在时空转换中，在时光长河里，发现不断，惊喜不断。
二
踢毽子、抽陀螺、抽棍子，大概每一个沧州人小时候都玩过这些游戏；放鞭炮、吃饺子、穿新衣、舞狮子、踩高跷、正月十五赏灯会，都是现在仍鲜活着的沧州年俗；城隍庙没有了，城隍巡街没有了，城里的摆渡没有了，而乡间的运河摆渡仍有存留。
还有许多线索来自字里行间。
线索一：五龙井祈雨。书中提到，饥荒和干旱肆虐，为了生存，地方官以及民众排着队去祈雨，去一个叫五龙井的地方。
在沧县仵龙堂，一直流传着大旱之年官民祈雨的故事，古代大旱之年，官民成群结队前来祈雨，场面十分壮观。测算了一下，仵龙堂距离市区约26公里，文中的15英里大概是24公里，非常接近。
线索二：城市与庙会。书中描述李家人坐着马车进城逛庙会，进城之前必须经过渡口，过了运河向城区进发，不远就是热闹的庙会，然后到了南大街，经过长满芦苇的大池塘，再到渡口回家。老沧州城有5个门，分别是：南门，在今清池大道和解放路交叉口一带；北门，在今清池大道和维明路交叉口一带；东门，位于今建设大街与东风路交叉口一带；西门，位于今新华路与水月寺大街交叉口一带；还有个西南门叫 “迎薰门”，俗称小南门，位于今第一百货商场西侧小路口一带。不管是逛庙会还是春节出行，文中都用“进城”“城市”来表述，可见李先生家距离城区较远。至此，如果理一条线路，就是博施医院——南关渡口——南川楼——文庙附近——清池南大街——南湖，恰好与文中相对应。
线索三：墓地与石马。书中描述：“孩子们沿着河岸往前走……一直走到一处墓地中央的一匹大石马那里。在另一处墓地，有一条两边立着许多石头动物的甬道，但那里离河岸更远些，孩子们更喜欢到这匹大石马这里玩，尤其是对小一点的孩子来说。石马被安放在这片松散干燥的土地上。很多年后，渐渐地下沉了，它的底座部分被埋，变低了的背部可以让孩子们轻易地攀爬上去……”
2019年10月，在大运河生态修复工程张家坟工地现场，发现明朝南京户部尚书张缙墓石象生，石羊、石马、石翁仲各两个，石虎、石狮、石牌坊抱鼓石、石供桌各一个，如今存于市博物馆。书中描述，极可能就是张缙墓。
线索四：教会与医院。
“离大运河不远的地方，有一处教会院子，也是李氏家族的家……房子离教会院子非常近，并且能看见大运河。”“李家的孩子们从东门回家。这个门是医院的入口，所以在前面那块空旷开放的空地上，总是会发生一些事情。”
《沧州好医生》一书中有博施医院的详细资料，还记录了百年前珍贵的沧州影像和人物故事。陈秀春提供了一张1924年博施医院的布局图。这张图显示，在博施医院的西北方向有一座教堂，教堂前是一片空地。陈秀春说，博施医院的东门原来正对着运河，后来修了二道堤坝需上坡，改走北门。李先生的家与博施医院似乎关联度极高。
从北边来的伤兵到医院救治，可是来自青县的马厂？那场战争，在历史的烟云中依然清晰。还有那位受伤投奔医院的流浪儿杨丁，书中有照片，他背后的柱子，与沧州老博施医院的柱子，极其相似。
……
越来越多的文化爱好者参与进来，线索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晰。答案仿佛呼之欲出。
三
围绕着《运河人家》，有一个最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作者米范威·布莱恩特（Myfanwy Bryant）。她是否真的来过中国，并在沧州生活？如果能找到她的相关资料，将是破译书中描写的运河城市最关键的密钥。但序言中，周舒艺写道，关于这本书的作者，只知道是位女性，其他所能知道的信息太少。
英文原版书正文开始之前，作者特别指出，本书插图照片由埃文·布莱恩特提供。也就是说，米范威·布莱恩特同埃文·布莱恩特是认识的。根据英文名字的拼写规则可以确定，他们应该是亲属关系。就在沧州的文化探秘者因作者的信息无从着手而困惑时，《运河人家》的热议，引起了曾留学英国的沧州青年秦天放的关注。几经辗转，他在伦敦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有关《运河人家》作者的珍贵资料：
“米范威·布莱恩特（Myfanwy Bryant），旧姓洛兰德，于1912年受伦敦传教会指派，进入中国华北地区。其丈夫名为埃文·布莱恩特（Evan Evans Bryant），生于1878年2月16日，是伦敦传教会牧师 E·布莱恩特的儿子，受伦敦传教会指派于北京地区传教。他于1906年10月30日抵达中国，1910年定居沧州。
1916年3月至1918年6月于香港马里逊教堂担任代理牧首。随后回到沧州进行农村传教工作。1937年11月24日，逝世于天津。埃文·布莱恩特（E．E．Bryant）1911年前驻直隶沧州。1912年，米范威·布莱恩特同丈夫及一位叫厄尼斯特·佩尔（Ernest Peil）的传教士，同期抵达北京。”
“不久后，三人抵达沧州并长期于沧州农村地区传教，米范威·布莱恩特与丈夫埃文·布莱恩特及另一位传教士安妮贝里，每年都撰写沧州地区传教的年报上报伦敦教会。这份报告现存于伦敦大学图书馆。”秦天放说。这一资料的发现，说明米范威同丈夫曾在沧州地区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差不多10年左右，埃文·布莱恩特留下了很多关于沧州的影像和画作。《运河人家》中的图片、插图即为其中部分。”
这一线索，为《运河人家》描写的城市就是沧州这一观点提供了直接证据。
与此同时，陈秀春在那本根据梅介夫生前日记整理的书中，也发现了关于埃文·布莱恩特的记载。
“1937年，梅介夫从英国坐火车来到中国，在北戴河有过短暂的停留，书中写到‘埃文·布莱恩特病了，他的妻子正在照顾他。于是，梅介夫也留下来一起照顾’。也就是说，梅介夫和埃文·布莱恩特是熟识的。”而且，陈秀春通过英国的留学生拿到了博施医院的详细资料。这其中，包括一份1911年的年度报告，报告中记载了埃文·布莱恩特曾为博施医院捐款10英镑。
另外，在原版书中最后一章还有一段作者的总结，秦天放将它翻译了出来，发现结尾提到两位医生厄尼斯特·佩尔和西德尼·佩尔。这两位佩尔先生是谁呢？陈秀春给出了答案，他们正是博施医院首任院长、英国医生潘尔德（Arthur Davies Peill）的两个弟弟。也就是说，书作者和博施医院联系密切，和医院里的英国医生非常熟悉。
至此，毫无疑问，《运河人家》描写的华北平原上大运河沿岸的城市，就是百年前的大运河、老沧州！
四
其间，曾在老博施医院旧址召开了一次《运河人家》研讨会，许多文化大咖谈自己观点，亮自己的发现。
沧州日报总编辑赵一兵认为，书中好多描写并不是沧州独有的，应该确定一个独一无二的坐标，比如博施医院。如果它是运河边唯一的教会医院，然后以此组织其它相似材料，就可以印证书中城市是沧州。
孙建说，作者在扉页上故意隐去了城镇名字，用虚构的人物讲故事，像《红楼梦》的手法。但那张地图，运河沿线那么多城市，除北京、天津，只标注了沧州。这说明什么？
从译作到回溯挖掘原著，从建讨论群、开研讨会，再到天南地北寻找相关资料，一群人探宝一样求证寻觅，直至历史的尘埃渐渐落定，答案最终浮出水面。
而当答案呈现，大家却仍然意犹未尽。
沧州作为大运河沿线18个城市之一，运河流经里程最长，有253公里，在河北流经县市最多，沿线文化积淀丰厚，与运河沿线别的城市相比却默默无名。书中所呈现的百年前的运河风情和民俗，对沧州的大运河文化挖掘利用十分重要，它不仅是第一手的民国运河风俗资料，书中的老照片也弥足珍贵，它将大大丰富沧州的运河文化，为沧州研究运河文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成为一笔新的文化财富。
正如冯彦宁所说，它让我们见证了一条河、一座城多彩而厚重的历史文化，为我们展现了北方小城的民生民俗和运河人家的生存状态。时隔百年，仍然让人恍若看到至今流动着、延续着的乡愁与文脉。
这次寻证，丰富拓展着我们打量运河城市文化的维度和视角。运河是一条内河，但它并不是内向、封闭的。至少在世纪动荡的百年巨变中，它为沧州带来了不同文化的碰撞。今天看来，尽管这种“遇见”带有被动、冷峻的色彩，但毕竟为我们留存了一个观察运河的窗口。透过它，我们既看到了运河两岸的美丽风景，也看到了百年动乱中的民生凋敝，更看到了沧州人于苦难中的乐观与顽强。
这次寻证，唤起了更多人对历史、家乡、运河的浓厚情感，唤起了建设好运河之城的热血担当。大运河流到今天，时空更迭，角色转换，我们每个人都毫无例外地成为大运河的见证者、传承者、建设者。大运河曾经波光潋滟，大运河以及它流经的城市、田野和村庄，终将神采奕奕。为此，我们在路上。
沧州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桂茂说，如果沧州是一个娃娃，运河就是他出生的“脐带”；靠着运河，中国和世界发生了联系。米范威女士当年不会预料到，今天运河文化会成为我们的热门话题。这本小书的意义，就在于它把沧州置于了世界的背景之下。
探秘《运河人家》的意义，给了一个精准的地理坐标，让华北平原上大运河边这个泛指有了确定点，让沧州成为一个运河文化研究的个体标本。这本书打开了一扇通过外国人的眼睛近距离了解百年前沧州的大门，让许多尘封的人和事都呈现出来。
一条大河波浪宽。中国运河时代已来临，沧州自当有应有的站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找，不是目的，而是出发。